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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孙英刚：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吗？

《犍陀罗文明史》（孙英刚、何平著，生存·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是国内首部有关犍陀罗汗青、艺术的通史性著作。在作者看来，犍陀罗文明和中国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接洽，对犍陀罗文明的研讨，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本身文明的特点和提高轨迹。就这个话题，浙江大学汗青系孙英刚传授谈了他的看法。

孙英刚

汹涌讯息：您反复说犍陀罗是佛教的翱翔之地，研讨犍陀罗有利于更好地域解中国文明本身和佛教提高的汗青头绪。您是怎样了解犍陀罗文明在人类汗青和中国汗青中的定位的。

孙英刚：起首重申的是，我以下所说，都是一些很约莫“不是错觉”的感受，并且是从汗青学的角度来看佛教的提高头绪。从前有一本书叫《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我们并不是挑唆佛教从印度传来的说法，而是试图规复被斩断的繁复的汗青支脉（乃至是主干）——这些主干大概支脉，由于种种缘故在汗青影象里被不休抹去，留给我们的是一些支零决裂的信息。

我最初是出于研讨中国佛教史的必要，要了解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汗青。中国佛教史只能放在更大的汗青头绪里，才干看得更清晰，以是一定不克不及从白马寺的那几匹马提及。东方的佛教研讨，在最初的阶段，他们假想了一个“地道的”、“原本的”佛教。在这种理念里，谁人释迦牟尼最初创造的洁白无瑕的佛教，在转达中，跟不同场合的文明要素致使“封建”相团结，展现出新的相貌。以是在他们眼里，佛教史是一部“退步”的汗青——但是很少有学者如此形貌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的基督教。以是最初的中国佛教史的研讨，重点是西行求法和汉译佛典，他们渴望从中找到谁人“原本”佛教的信息。直到一大批精良的汉学家显现，才开头重申在中国文明的框架内研讨中国佛教。

但是，真的存在一个刻舟求剑的佛教吗？完全不存在。佛教是一个厘革的头脑和信心体系——这正是它的活力地点。就算释迦牟尼也反复重申，“无常”是广泛的纪律，事物是无常的，诸法也是无常的。即使从佛教的态度看，佛教要坚持活力，也要是一个常新的头脑体系，秉持诸法无常的基本精力。从汗青学的角度看，将佛教史形貌为一种线性的、致使退步的汗青，是一种稚子的对汗青的曲解。

佛教在亚洲的崛起转达，是人类汗青的大事，怎样重申都不外分。它也是了解东亚文明基本的抓手。假如思索到佛教在公元前4—5世纪以前作为印度教的一种异端教派开头转达，但是在释迦牟尼涅槃后的五六百年中，它没有传入中土——只管我们有一些阿育王分舍利之类的传说。可以说，佛教产生后的转达好坏常缓慢的，但是为什么忽然在公元2世纪，也就是佛教诞生五六百年后，在中国敏捷提高并昌盛起来？这此中紧张的要素，就是犍陀罗。

贵霜帝国在公元2世纪成为中亚的巨大帝国。它的显现消弭了由于政权林立招致的交换停滞，为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更好的情况。贵霜君主，如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和迦腻色伽（Kanishka I）等对佛教的大力倡导，使佛教在中亚和东南印度取得一次奔腾和更新，并传入中国。佛教的兴盛，也推进了犍陀罗艺术的昌盛。随着佛教传教和商业商业的经常，多量贵霜人进入中土，寓居在洛阳等中国文明的中心肠区。史料纪录，在洛阳寓居的最少数百人的贵霜住民大多应是空门弟子。

贵霜开启了佛教的一个紧张时期：佛教产生了可谓根天性厘革，大乘佛教开头崛起，佛像显现，阿弥陀信心、净土看法、弥勒信心等诸多从前佛教并不具有的元素开头显现，并为今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基了基本。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中扮演了无可代替的人物。它在事先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又是天下佛教中央。同时，希腊文明的特性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产生了根天性的厘革，这种厘革不仅包含艺术作风的厘革，好比佛像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同时也包含教义的厘革，好比佛陀的外貌从一一局部间的导师变成了无所不克不及的神圣范畴的统治者。

假如把犍陀罗和贵霜的汗青加进入，约莫佛教史、中国史、致使丝绸之路的汗青，都要变得愈加丰厚多彩。丝绸之路既是一条信心和头脑之路，也是物质和商贸之路，照旧各大国纵横捭阖的降服和反抗之路。假如仅仅依托已知的信息形貌这条路，我们晓得它一定不完备。好比我们读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基本找不到佛教、贵霜、犍陀罗的影子，我们读到最多的是粟特——这得益于比年来一些天赋史学家对粟特汗青倾注的精力和热情，规复了我们之前忽略的汗青信息。

汹涌讯息：您以为佛教在这里毕竟产生了哪些厘革让佛教得以奔腾成为天下宗教，并传入中国？

孙英刚：称犍陀罗是佛教的翱翔之地一点都不夸大。中国汉魏时期承受的佛教，最大的比重约莫就来自犍陀罗。佛教在犍陀罗取得了反动性的提高和再造，这些内容包含我们熟知的，好比佛像显现了、菩萨理念崛起、救世主理念到场、誊写的佛经文本成型、佛传和佛本生故事的增长和再造，等等。犍陀罗构成的佛教，是一个更天下主义的头脑和信心体系，包含它的政治熟悉外形，更接近一种帝国熟悉外形。

犍陀罗文明的影响，并不范围于犍陀罗地区。其影响的范围，乃至越过葱岭进入塔里木盆地。寻常而言，犍陀罗文明输入留下的痕迹，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犍陀罗的佛教艺术作风；第二是佉卢文撰写的佛教和世俗文书。真实的汗青很约莫是：人类汗青上真正意义的第一尊佛像，是在犍陀罗被“创造”出来的；同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纸本”佛经，也是在犍陀罗被制造出来的。

从后者来说。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世纪涅槃，佛陀的教义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书面的文本存在。犍陀罗地区是天下上最早显现和使用文本佛经的地区。佛经誊写和犍陀罗语之间存在亲密的干系：贵霜帝国勉励佛教写经和文本文学，使多量口耳相传的佛教经典书面化。这推进了犍陀罗语的提高和昌盛。犍陀罗语也成为佛教早前经典的紧张誊写言语。乃至可以说，佛经的原典言语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语。好比“昙无德”、“菩萨”、“毗耶罗”、“沙门”和“浮屠”等早前华文翻译的佛教术语，显然来自犍陀罗语。早前发觉的犍陀罗语佛教文本和铭文，以及有关佛典劈头和言语传承的研讨，都体现早前中国佛教所承受的佛教文本，原本主要是犍陀罗语。

从公元150年支配，中国就开头翻译佛经，可以说，中国的佛经，最早就是从犍陀罗语翻译过去的。贵霜在此中扮演了主导性的人物。犍陀罗语大概说佉卢文书的俗话，好像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在宗教转达中承继言语中介的人物。在梵语雅语和婆罗迷文代替犍陀罗语之前，它都是佛教转达的紧张前言。迩来辛嶋静志传授对犍陀罗语与大乘佛教的研讨体现，如今大大多学者以为的梵文佛经，实践上是几百年以来不休梵语化，不休举行错误的逆构词、添加、插进的后果。这些最早写于11世纪至17世纪的梵语写本并不是原典，而汉译佛典（大多是2世纪到6世纪，与魏晋南北朝时段几乎重合）才是最接近原典的文献，是研讨者应高度器重的研讨材料，这些质料给将来留下了宏大的研讨空间。

佛教在犍陀罗的提高，此中一个紧张的体现，就是佛陀的外貌从一一局部间的导师，变化为无所不克不及、至高无上的神灵。佛的外貌第一次具体化之后，就被赋予了神圣的属性。文献和艺术品中的佛陀，从基本实质上说，有双重的属性。一方面，他是神圣的，是佛教天下的最高精力导师和判决者，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伶俐和法力；另一方面，他是“真实存在”的一一局部物——依据一个传统说法，佛陀释迦牟尼在约公元前566至前485年间生存在北部印度中部地区。不管汗青解读为何，他存在于特定的汗青时空里，他的紧张性和神圣性，也必需在特定的汗青头绪里才干取得表明和阐发。这两种属性合而为一，在字里行间、雕塑壁画中协同塑造了受众可以了解的和承受的释迦牟尼。

但是佛教从理念上是无神论，释迦牟尼被视为神是很奇异的做法，在贵霜君主铸造货币时，我很猜疑他们也举行过实际上的争论，毕竟要不要把释迦牟尼刻在货币上。

带有佛陀外貌的迦腻色伽金币。正面，铭文意为“众王之王、贵霜王迦腻色伽。”不和，佛陀外貌，带有希腊作风，手势为无畏，右方为迦腻色伽的画押。很显然，佛陀以前被视为是神，和迦腻色伽货币上的其他神祇一样。

早前佛教反对制造佛像，只管有文献纪录优填王为佛陀制造瑞像的佛传故事，但是在早前佛教头脑里，以为任何姿容和样式的形像，都不敷以形貌跨越循环取得终极摆脱的佛陀。《增一阿含经》说，“如来是身不成造作”，“不成摸则，不成言长言短”。并且印度也没出息贤人大概巨人塑像的传统。佛像的产生，约莫遭到了多种文明要素的影响，这内里起首是希腊文明，也包含伊朗、草原等不同文明元素。极度的如桑山正进传授将佛像的显现与贵霜民族的民族性团结起来，以为佛陀偶像的产生与印度文明传统绝不干系。

右手抚胸的佛陀立像，拉合尔博物馆。其姿容手势和出自小亚细亚的希腊基督教的基督十分相似，大概遭到了希腊文明的影响。富歇以为，两者是“表亲”，都是源自希腊的萨福克瑞斯。

只管有犍陀罗和马土拉的争议，但是最少可以说，在犍陀罗地区构成的佛像，为中亚和东亚所承受，并团结当地文明元素和审美，提超过了如今广泛认知的佛像。这是一个文明的古迹，是多种文明传统协同作用的后果。带有浓厚希腊、罗马作风的犍陀罗佛像，被称为“希腊化的佛像”（Hellenistic Buddha）或爽性被称为“阿波罗式佛像”——寻常以为，佛陀的背光外貌来自于阿波罗。犍陀罗佛像的影子和痕迹，在中国早前佛像中仍然可以看到，好比后赵建武四年（338）的鎏金铜佛坐像。

佛陀站像，铜鎏金犍陀罗样式，公元3世纪末，日本藤井有邻馆。

在犍陀罗构成的三十二相，成为佛教造像要恪守的基本要求，好比“手过膝相”、“眉间白毫相”等等。这内里有不同文明的影响，好比白毫，约莫来自伊朗文明传统。有些特别的佛像样式，也能看出文明交换的痕迹。好比迦毕试地区的焰肩佛。这种双肩出火的佛像，约莫吸取了王者的外貌和标记，用刻画君主的伎俩来刻画佛陀。这种发达于4—5世纪的佛像样式，对中国也有影响。最早传入中国的犍陀罗佛像有不少是带有火焰及背光的迦毕试作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第207窟壁画）、吐鲁番拜西哈尔千佛洞（第3窟壁画）和鄯善吐峪沟石窟壁画都能看到焰肩佛像。厥后成为东亚紧张的佛像样式。这种样式的泉源，很约莫就有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

迦毕试式样佛像，集美博物馆。

犍陀罗佛教艺术吸纳了多量不同文明的标记、理念和神祇，作育了其天下主义的相貌和特性。佛教雕像中的帝释天、梵天本是印度教的神祇，在佛教里他们却臣服于佛陀；带有官方信心特性的般阇迦和鬼子母，则殽杂了印度和希腊的理念与艺术外貌；佛陀本生故事里，显现了迦楼罗；那伽大概“龙”作为佛陀的礼赞者大概异教的意味，显如今佛传故事里；希腊作风的装饰、修建、神祇反复显如今种种佛教艺术中。作为佛陀“保护神”的执金刚神，外貌则是来自于古希腊的大力士赫拉克利斯。其他的风神、海神等等，都在犍陀罗留下痕迹，并且以之为载体传入东亚，对人类文明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好比龟兹壁画中浩繁的裸体人像跟希腊人崇尚人体美有直接的干系，北齐大臣徐显秀墓出土的一枚戒指上，明晰地刻画了希腊克里斯（执金刚神）的身影。

特洛伊木马，犍陀罗浮雕，大英博物馆。

执金刚神，片岩浮雕，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佛陀和长相相似赫拉克利斯的保镖执金刚神在路上，执金刚神左手拿金刚杵，右手仿佛拿拂尘为佛陀护持。

执金刚神。克孜尔第77窟壁画，为佛陀初转法轮场景的一局部，公元5世纪。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汹涌讯息：您提到很多在中土传播的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很约莫是犍陀罗的创造，以为这些故事是犍陀罗塑造本人佛教中央活动的一局部，可否更具体表明一下。别的其眼前对否存在头脑、信心，大概您最常讨论的政治性的意涵？

孙英刚：先说佛本生故事。

佛本生故事（《大般涅槃经》称之为“阇陀伽”）纪录的是释迦牟尼在已往循环中修行菩萨道的遗址——释迦牟尼之以是成佛，在于他履历了累世的修行，积累了充足的愿力。佛本生故事存在一个不休增长建构的历程。只管汗青上的释迦牟尼很约莫向来没有到过犍陀罗，但很多佛本生故事产生的地点被放在犍陀罗——释迦牟尼的宿世仿佛是将犍陀罗作为紧张的修行地点。这些佛本生故事在印度当地并不传播，却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紧张主题。并且故事产生的地点，也明白纪录为犍陀罗地区，好比快目王施眼的故事、尸毗王割肉贸鸽的故事、摩诃萨埵那太子捐躯饲虎的故事、月光王施头的故事（尤其传播于塔克西拉）、慈力王本生故事、苏摩蛇本生故事，等等。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对这些佛本生故事产生的“圣迹”多有质貌。圣迹和圣物是一个场合成为宗教圣地的紧张依据。佛教固然不劈头于犍陀罗，但犍陀罗厥后崛起成为新的佛教中央。关于犍陀罗而言，尤其是贵霜帝国的君民而言，“制造”犍陀罗当地的圣迹，就具有了紧张的意义。其头脑和宗教理念，约莫与迦腻色迦一世把佛钵从释迦牟尼故地抢到都城布路沙不逻的逻辑是一样的。

这些故事题材，好比尸毗王割肉贸鸽、摩诃萨埵那太子捐躯饲虎，对中国的佛教头脑影响都十分深入，也是东亚佛教艺术的紧张主题。尸毗王割肉贸鸽，文献明白纪录产生在宿呵多国（斯瓦专程区）；摩诃萨埵那的捐躯饲虎故事，在中亚和东亚都十分盛行，奇异的是，在南传佛教中却不见这一主题的任何笔墨纪录和图像。分析华文文献纪录，好比北凉法盛译《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等，也可以清晰地晓得，这是犍陀罗当地的故事，乃至在法盛的年代——法盛抵达犍陀罗的时间比法显晚25年，撰有《历国记》——还在犍陀罗地区传播，并且还保存着供人仰望星期的圣迹。佛教传入中国，在汉传佛教美术史上，捐躯饲虎成为一个十分盛行的本生主题。新克孜尔石窟中，有浩繁的捐躯饲虎壁画。敦煌莫高窟一共有15幅捐躯饲虎壁画，最早的是北魏254窟。日本奈良法隆寺的“玉虫厨子”（飞鸟前一阶段，即7世纪中叶）上，也绘有捐躯饲虎的场面。2008年在南京长干寺院地宫出土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1011年造）上，也有捐躯饲虎的图像。我们可以说，这一题材，实践上是犍陀罗的奉献。

尸毗王本生，大英博物馆，片岩浮雕，2—3世纪。

别的一个十分出名的佛本生故事须大拿本生，也产生在犍陀罗。较早的华文译经是十六国时期圣坚译《须大拿太子经》（《大正藏》第3册）。在此经中，须大拿是叶波国国王湿波之子。叶波国，即犍陀罗。玄奘在《大唐西域记》苦口婆心肠形貌了犍陀罗地区有关须大拿本生故事的“圣迹”：犍陀罗跋虏沙城城北，有窣堵波（佛塔），是苏达拏太子(唐言善牙)以父王大象施婆罗门处；跋虏沙城东门外有窣堵波，是婆罗门求施须大拿太子儿后代儿后贩卖的场合；“跋虏沙城东北边二十余里至弹多落迦山，岭上有窣堵波”，是太子救济后代给婆罗门的场合。

犍陀罗的佛本生故事，最突出的两个特点，第一是重申救济的紧张性——大乘佛教以为除了苦修，扶养和布施也是修行的法门。这但是给更多的社会阶层好比估客掀开了一扇大门，这约莫也反应了佛教崛起与丝路商业的某种关联性；第二是犍陀罗的佛本生故事，仿佛都比力惨烈和悲壮，动不动就是施头、施眼、捐躯饲虎等等。这大概反应了事先宗教狂热的一些场景，也有约莫像有的学者以为的那样，约莫在中亚遭到了草原传统的影响。

我们再看佛传故事。

几乎每一个宗教都对形貌本人传教先驱的遗址倾注了宏大的心血，正如基督教《圣经》孜孜不倦地地形貌耶稣的生命历程一样，释迦牟尼的人生履历，他的出生、成道、传法、涅槃，都是佛教神圣汗青的一局部，也是了解佛教精力的紧张线索。这也可以表明，为什么犍陀罗佛教浮雕中，佛传故事占据了紧张的比例。

佛传故事固然不佳重塑——毕竟汗青上的释迦牟尼主要活动地区在今天的印度东北边部——但是也有一些分明是犍陀罗当地的新提高。好比出名的释迦牟尼降服斯瓦特河高明凡常令河流众多的龙王阿波罗逻（Apalāla）。《大智度论》说它产生在“月氏国”，《阿育王传》说得更明白，说它产生在乌苌，也就是斯瓦特。玄奘《大唐西域记》纪录得最为具体，可以佐证这一故事但是是犍陀罗当地的故事。犍陀罗浮雕中有多件刻画释迦牟尼带着执金刚神去降服阿波罗逻龙王的浮雕，跟玄奘的笔墨形貌极度切合。除了斯瓦特的龙王，玄奘还纪录了塔克西拉的医罗钵呾罗龙王参见佛陀的故事。

降服阿波罗逻龙王，大英博物馆。

佛传故事里，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主题，就是般阇迦（Pā?cika）和诃利谛（Hāritī，华文文献中也被译为“鬼子母”）这对匹俦神。“鬼子母”这一称呼，早在西晋译经中就以前显现了，也因此在华文佛教文献中经常显现。鬼子母在成为佛教神祇之前，并不见于任何早前的印度文献，不是印度教的神灵，也不是耆那教的神灵。鬼子母造像最早就显如今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并且数目浩繁。从这些证据来看，鬼子母信心很约莫是盛行于犍陀罗地区的场合信心，厥后被佛教归入本人的神灵体系。固然在佛经中，佛陀度化鬼子母的地点在王舍城，但是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纪录：“（健驮罗国）梵释窣堵波东南行五十余里，有窣堵波，是释迦如来于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国俗祭以求嗣。”依据玄奘的纪录，释迦牟尼度化鬼子母的地点在犍陀罗。并且，玄奘抵达那边的时分，当地仍有到圣迹求子的传统。大概这也是犍陀罗再造圣地活动的一局部。但是，鬼子母的外貌，早在1世纪，就在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地区显现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燃灯佛授记。燃灯佛授记产生的地点，不在佛陀故乡，而是在今天的贾拉拉巴德，也就是华文文献中的那竭国——这里是燃灯佛授记产生的地点，也因此成为佛教圣地。燃灯佛授记具有十分紧张的位置：它是佛本生故事的完毕，也是佛传故事的出发点。只管故事的主人翁儒童仅仅是释迦牟尼的宿世，但是经过燃灯佛的授记，他以前正式取得了将来成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之后历经诸劫转生为释迦太子以前顺理成章。以是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如此一个佛本生故事，却屡屡显如今犍陀罗的佛传故事里，并且屡屡是作为佛传故事的开头：释迦牟尼经过燃灯佛授记，颠末一定转生积累愿力，入胎于摩耶夫人体内。摩耶夫人诞下释迦牟尼，也就开启了佛教的巨雄心业，众生的运气也因此改动。仅有颠末佛陀的讲法传道，才干摆脱众生，跳脱六道循环。而这统统，都从燃灯佛授记提及。

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燃灯佛授记十分紧张，在犍陀罗如今所保存的本生浮雕中，其数目之多也令人惊奇。令人奇异的是，这一佛教艺术主题在印度当地十分稀有，在犍陀罗地区尤其是贾拉拉巴德和迦毕试地区却发觉很多。这分析有关燃灯佛为释迦菩萨授记的看法和信心，曾在这一地区十分盛行。可以推测的是，燃灯佛授记这一看法和佛教在犍陀罗地区的重塑有亲密的关联，以是也带有剧烈的场合颜色；同时，佛教中央从中印度向犍陀罗等中亚地区转移，也带来了新的看法和艺术情势，燃灯佛授记应当是此中一种。燃灯佛授记的头脑和艺术情势，是犍陀罗地区的创造创新，是佛教在这一地区的新提高。

佛教文籍中有关燃灯佛授记的地点，也被比附于贾拉拉巴德地区，玄奘年代称为那揭罗曷国（Naharahara）。玄奘在西行求法途中颠末此地，也形貌了跟燃灯佛授记有关的种种圣迹。《大唐西域记》卷二纪录，那揭罗曷都城城东二里，有高达三百余尺的窣堵波，是燃灯佛为释迦牟尼授记的场合。玄奘绕塔星期，表达了他的崇拜之情。在它的南方有一个小的窣堵波，正是昔日儒童布发掩泥的场合。别的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源于犍陀罗的理念和艺术主题，传入中国后，对中古时期的汗青有深入的影响，致使到北齐时，北齐文宣帝运用燃灯佛授记的理念为本人做政治的宣传。

艾娜克出土的燃灯佛授记浮雕，喀布尔博物馆。

汹涌讯息：您提到犍陀罗才是4-5世纪中土僧人西行求法巡礼的中央，并且反复提到了位于布路沙不逻的佛钵，这件佛教的圣物毕竟反应了什么头脑背景大概汗青头绪？为什么4、5世纪会有一个西行巡礼佛钵和其他佛教圣物、圣迹的潮水？

孙英刚：2014年，印度要求阿富汗当局奉还置放在喀布尔博物馆入口处的“佛钵”。这件佛钵，在19世纪被重新发觉，曾惹起英国学者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等人的眷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ohammed Najibullah）下令将其运到阿富汗国度博物馆保存。塔利班当权时，很多佛教文物被毁，但这件器物因带有伊斯兰铭文而躲过大难。据华文史料纪录，佛钵是在公元2世纪上半期，被贵霜君主迦腻色伽从毘舍离（Vai?ālī）或华氏城（Pā?aliputra）抢到贵霜都城布路沙布逻（Puru?apura，即弗楼沙）的。这也是如今印度要求阿富汗奉还的“汗青依据”。

佛钵，高约0.75米，直径1.75米，重达350—400公斤，阿富汗博物馆。佛钵屹立在阿富汗国度博物馆入口处，其底部以莲斑纹装饰，但是边沿却有六行伊斯兰铭文，仿佛是厥后由伊斯兰信徒加刻上去的。

扶养佛钵，正中是交脚弥勒，公元3—4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佛钵扶养是和弥勒连在一同的。

事先闹得云云沸沸扬扬的讯息，却未在中国惹起一丁点反响。今世人很难想象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件圣物却在中国的宗教、政治天下里持续地产生了紧张影响。东晋兴宁三年（365），襄阳的习凿齿致书高僧道安，信中云：“所谓月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寂静。”说的就是作为圣物的佛钵。

佛钵被运到弗楼沙后，犍陀罗渐渐成为佛教中央，最少是4—5世纪的犍陀罗，以佛钵为中枢，成为僧俗协同的一大佛教中央地。该地保存至今的多量佛教寺院遗址，也富裕证实白这点。实践上在法显到印度的年代，佛教在西域的昌盛，早已凌驾了印度当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华文史料中显现的“罽宾”，好比《汉书·西域传》所指的罽宾，并不是今天的克什米尔，而是指的犍陀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多出圣达，屡值明师，博贯群经，特深禅法”，并且保存着数目浩繁的佛陀圣物，另有最高的佛教修建雀离宝塔。这段时间，译经僧也多出自这一地区。在印度当地，佛教反而衰落了。以是形成很多西行巡礼僧人，在犍陀罗巡礼圣物和学习之后，并不度过印度河持续前行，而是打道回府。

学者们多数注意到，北魏熙平（516—517）年间的刘景晖事变——他被支持为“月光童子”。到了隋代，那连提黎耶舍重译《佛说德护父老经》，将隋文帝形貌为月光童子转世。并且还猜测佛钵将从布路沙不逻，经疏勒分开隋朝。固然最初没有完成——玄奘抵达布路沙不逻的时分，佛钵以前被抢走了。

汹涌讯息：以为您把“菩萨”作为一个犍陀罗佛教的中心看法加以阐发的，毕竟如安在佛教提高史头绪里了解“菩萨”及与之有关的理念和艺术主题呢？

孙英刚：佛教从一个场合信心奔腾成为一个天下宗教，与其在犍陀罗地区的重塑和提高脱不开干系。可以说，佛教在犍陀罗地区产生了全盘的、反动性的厘革。这种厘革，通常被学者称为大乘佛教崛起，代替小乘佛教成为主流。这一主流沿着丝绸之路往东进入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构成了东亚文明的紧张内在。比力严厉地说，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新提高，在各个方面，包含艺术创作方面，都产生了深入的影响。这也是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犍陀罗艺术可以显现的汗青背景。在这种背景下，菩萨作为一个中心看法显现了。

在犍陀罗崛起的大乘佛教，其中心的信心和理念从寻求一局部的自我救赎变化为标榜拯救统统众生。厥后以此为标准，把寻求自我摆脱之道称为“小乘”，把普救众生之道称为“大乘”。这对佛教的神格体系也产生了根天性的影响。寻求自我摆脱的小乘佛教视佛陀为品行化的导师，而非无所不克不及的神祇。但是在大乘佛教的体系里，佛陀成为最高神灵，是对岸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在犍陀罗艺术中多量显现了梵天劝请主题的浮雕，讲的是当释迦牟尼成道后，本方案自行涅槃，但是在梵天的劝请之下，丢弃自我救赎，为众生讲法（初转法轮），以协助统统众生跳脱六道循环为志向。也就是说，不克不及光本人成佛，还要协助众生离开苦海。

最能体现大乘佛教这一中心怀念的，就是“菩萨”看法的显现。大概说，菩萨信心是大乘佛教的紧张特性。从基本上说，菩萨和佛是严密干系的一对看法。佛果的成果，必要依照菩萨行而圆满成果。可以说，“菩萨”是犍陀罗佛教最为紧张的创新看法，是其跟原始佛教最主要的区别之一。菩萨的本意是“具有觉醒才能者”。觉醒之后的释迦太子称为“佛陀”，意思是“觉醒者”；菩萨则是未成佛但具有觉醒条件的人。菩萨可以成佛，但是他丢弃大概推延了涅槃，而留在人世协助众生。寻常以为，“菩萨”的看法在公元前后显现，他“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求成无上菩提”，宣扬“佛果严肃，菩萨大行”，这跟“发射离心，修己利行，求成阿罗汉”的旧传统有区别。但是两者之间对否存在剧烈的竞争和分歧，没有史料证实。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再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东亚菩萨信心也到达巅峰，成为东亚信心天下的紧张构成局部。

那些冒着生命伤害、远涉流沙到异域传法的高僧们，依照佛教教义的了解，就被称为菩萨。他们秉持的就是这种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精力。在丝绸之路崇高动的，除了香料、贵金属、奢靡品，另有佛陀的教导。来自犍陀罗的高僧们抱着拯救众人的抱负，进入新疆、敦煌、长安、洛阳、邺城，忍受天然情况的恶劣和文明的挑唆，渴望可以用佛法拯救众生。贵霜人竺法护世居敦煌，他来中土的目标就是宣传佛法，“志弘大路”。时人都称他为“敦煌菩萨”，他也自称“天竺菩萨昙摩罗察”。大概这就是犍陀罗文明的中心精力和理念。

在贵霜时期，菩萨在佛教和政治宣传中的作用突出出来。菩萨的位置被举高，随之而来的，菩萨像显现，成为犍陀罗佛教艺术极为紧张的体现主题和形貌目标。菩萨像的诞生很约莫比佛像晚。在菩萨像中，作为救世主的弥勒（Maitreya）菩萨也显现了。寻常看法以为，犍陀罗地区是弥勒信心的中央。弥勒带有剧烈的政治颜色，被赋予了极度紧张的位置。弥勒和转轮王的干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带有“重生”意味的弥勒和带有“入灭”意味的涅槃，成为犍陀罗佛教艺术重点形貌的目标。在犍陀罗的菩萨像中，绝大大多都是弥勒菩萨像。

弥勒立像，多数会博物馆。弥勒菩萨打扮如贵霜年代的王子。

1980年，今斯瓦专程区（乌苌国，Udyāna）的一处佛塔遗址出土了乌苌国国王色那瓦尔摩（Senavarmā）于公元14年留下的犍陀罗语金卷，内里就提到了弥勒。弥勒作为佛教救世主以及将来佛，显如今贵霜君主迦腻色迦的货币上。迦腻色迦货币上的弥勒，是结跏趺坐的外貌，戴有耳环、臂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瓶，周围用希腊字母写着“Metrago Boudo”（Maitreya Buddha，即“弥勒佛”）。值得注意的是，迦腻色迦货币上的弥勒，固然外型是菩萨，但被称为“佛”。这反应了弥勒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他是菩萨，但另一方面，他是将来佛，将在将来承继释迦牟尼的志业。迦腻色迦货币上，除了有弥勒造像，也有佛陀造像，可见两者是同时并存的。既然弥勒的外貌可以被铸造在货币上，也分析白最少在迦腻色迦统治时期（2世纪），弥勒信心以前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和王权的支持，最少在迦腻色迦年代，弥勒作为将来佛的看法，以前十分盛行了。弥勒带有剧烈的政治颜色。正由于云云，他跟佛教抱负君主转轮王的干系也变得极度紧张。迦腻色迦、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等，都在本人的政治操弄中使用弥勒信心和转轮王的干系作为实际兵器。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的米南德一世、贵霜的迦腻色伽，在佛教文籍中屡屡被形貌为佛教转轮王。这一时期，佛教不仅具有宗教信心的实质，应该还带有政治熟悉外形的功效。弥勒崇拜显然是贵霜佛教的重点之一，这一点原始印度佛教并不具有。佛教的救世主跟其他宗教不同，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并不具有救世主功效，而普渡众生的救世主是将来佛弥勒。弥勒信心传入中国后，成为紧张的引导政治社会变革活动的实际，引发了数百年的政治怒潮。但是七世纪之后，中土的弥勒巨像镌刻衰落了，弥勒的位置下降，阿弥陀佛和观世音的位置上升，体现了佛教从政治天下退去的痕迹。

在犍陀罗美术中，有多量关于扶养、持戒、伶俐、摆脱的主题，几乎贯串整个犍陀罗艺术体系。佛教固然在犍陀罗衰落下去，但在东亚却牢牢站稳了脚跟。与其有关的宗教、文明和艺术，在中华文明的中心肠区包含洛阳、长安、大同、敦煌都生根抽芽。佛光照射之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文明传统都产生了紧张的厘革，这种厘革成为文明遗产，留存至今。